为保证决策贯彻的有效和最终责任的清晰，此类决策应被赋予相对制度权威而获得法院的尊重。
但是，正如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总是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异，规范性文件在具体化法律规定的过程中基于种种理由也会时常偏离上位法规定，因此，由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在其合法性方面进行控制尤其必要。再次，权威可以发挥一定的功能，形成对受其影响主体有利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选择尊重权威的意义所在。
具体来说，规范的权威性包含有内容独立性、取代受影响者自治状态以及有利于受影响的主体三个特征。郑新强不服厦门市人民政府土地房屋行政登记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厦行终字第110号行政判决书等。即权威性程度大时，则合法性审查程度小。(二)权威性的分类 在明确权威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之上，若欲将其与司法实践相结合，还需要对其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因为不同的权威类型所发生作用的原因和方式会有所不同。部分法院可能采取较为严格的探究模式，而另一部分法院则显得极为谦抑。
法院不仅极少对技术标准的内容提出质疑，同时，在审判过程中还常常利用技术标准来辅助对于行为合法性的认定。[39] 总而言之，政治责任是对于政府机关行为质量的评价，面对的对象是内容的适当性，与传统判断合法性的进路不同。[77]直到帝国时代，Bühler才将主观公权利界定为对个人利益的保护，[78]并将其与个人从公共利益中的间接获益（反射性利益）相区分。
[15]Stern也说，基本权利是通过基本权利规范形成的。[22]同时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利形成具有部分的重合性，[23]比如婚姻家庭、（私有）财产、合同被认为既是基本权利，又是法律上的制度。[60]与个别-具体的征收不同，财产权的内涵确定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一般-抽象地废除某种财产权，这被称为革新（Umgestaltung）。[30]类似的还有第12a条第2款第3句、第104条第2款第4句和第38条第3款，学者将其称为调整（Regelung）。
但是，受国家法实证主义的影响，基本权利早期并非主观权利，而是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规范。对自由权的保护不仅限于法律保留，也针对修改宪法的立法。
[43] 当前，学者一般将基本权利分为事实上形成的基本权利（sachgepr?gten Grundrecht）和法律上形成的基本权利（rechtsgepr?gten Grundrecht）两种，[44]前者比如生命权、迁徙自由，属于个人的自然属性。制度性保障的目的是，立法者在限制制度的时候不能废除该制度。[54]但是，Appel认为，这种区分是不可能的，因为改变也可以产生事后的形成力，从生效开始改变了旧的财产所有者的法律地位，这对于旧的财产所有者而言也是与未来有关的，即具有内涵规定性质。[61] 四、基本权利形成的限制 基本权利形成的悖论在于，形成基本权利的立法者本身又要受到基本权利的约束。
因为基本权利形成的违宪就意味着立法者所确定的保护范围不应该是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也就是说，此时，立法者形成的东西是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之外。诚如前述，施米特区分了真正的基本权利和制度。基本权利形成的原因在于，有些基本权利无法自然存在，其行使或者有效行使高度依赖国家和法律，比如自由权中的财产权、社会权、参政权和程序权，等等。第9条第1款：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立法者既然可以形成财产权的内涵，当然也可以对已经形成的内涵进行革新，这种革新主要通过修改法律来进行。由此，干预只能以适用法律的方式来进行，通过法律本身或者特别法律来直接干预是不允许的。
经过Bühler的努力，主观公权利就与私法上的主观权利相衔接，前者不过是后者在公法上的反映而已。[31]笔者认为，调整与形成有相似点，但是不能完全等同。
第10条第1款：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对此，联邦宪法法院只是指出内涵确定必须是普遍和抽象地规定权利义务，[53]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28]也有学者将《基本法》第4条第3款作为基本权利形成的例子，[29]因为该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良心服兵役并使用武器，具体由联邦法律予以规定。原因就在于，不存在自然的预先给定的财产保障的范围。因为通过收养，同性伴侣尽管可以对培养下一代作出贡献，但是不及于生育，而孩子的早期培养处于中心位置。因为所谓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并非权利本身具有双重属性，而是权利与规范的各自属性。
因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并非显而易见的，而是要通过解释来推导。[33]这种区分让人不由想起耶林内克提出的法律自由（rechtliche Freiheit）和自然自由（natürliche Freiheit）的二分法。
[50] 三、基本权利形成的过程——以财产权为例 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2句授权立法者去形成财产的内涵，这使得财产具有了法律依赖性。由于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并非立法者赋予的，所以不会造成立法者自我设限的后果。
（3）该财产的私有比例是否超过了该财产的公有比例，从而使该财产的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66]立法者如果将同性伴侣也界定为婚姻的保护范围就违背了婚姻的核心。
因为如果把基本权利构造为一种针对国家的主观权利的话，将导致国家既是权利的保护者又是义务人的后果。[72]实际上，基本权利形成主要受基本权利内在限制的限制，因为内在限制就是为保护范围划定界限的，违宪的基本权利形成仅仅就是违宪，违反了内在限制并不会因此就变成了外在限制。因为公法秩序不仅要保护个人利益，而且也要保护公共利益。此后，Bachof又将主观公权利与诉权相连接，并成为主观诉讼中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标准。
1954年宪法第8条第1款：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21]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利形成的确具有相似性，因为制度性保障也主张对于某种法律上形成的制度要防止立法者去掏空或者废除。
在制度性保障理论的代表人物施米特看来，真正的基本权利的内涵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先在的。在马克思眼里，所有制，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都是针对生产资料而言的。
第三，均衡性原则，这个涉及到内涵需要权衡的基本权利，比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要求立法者在形成财产权的时候要考虑财产的私使用性和社会义务性。[57]但是，Wendt针锋相对地认为，财产权的内涵规范是普遍的和义务中立的，而限制规范则是为宪法所保护的财产施加作为、不作为和忍受义务。
Bender将是否扩大了财产所有者的行为可能性或者施加了作为义务还是对其施加了忍受和不作为义务作为内涵确定和限制确定的分界线。风能、太阳能虽然具有生产资料的属性，但私人不具有垄断的可能，也不宜规定为国家所有。按使用时间长短分，有一次或短期使用的普通消费品和可供长期使用的耐用消费品。[34]耶林内克认为自然自由和法律自由在法律上的后果是不同的，即可为与能为的区别。
我国宪法中的公有制并非一种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所以，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标准。
[40]（2）对于个人要求国家积极给付的权利，通常并非直接的请求权，而是要通过执行宪法规定的法律来进行。这种对自由权的形成将确保广播电视中言论的多样性，以最大可能的广度和完整性呈现，从而提供全面的信息。
作者简介：王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立法者在形成基本权利的时候，要受到基本权利内在限制的限制，因为内在限制就是保护范围的界限，这些界限要么是宪法直接规定的（有时称为宪法直接限制，verfassungsunmittelbaren Schranken），比如德国《基本法》第8条第1款前半句规定，所有德国人均享有不携带武器进行和平集会的权利。
